各位学友、朋友：

　　去年11月成立了3个研究团队，经过大家的努力，扩开了新局面，4月时已经给大家报告了，现在谈谈这几个月来的进展。

　　首先是以武汉大学为基地、以周婕老师为领队的“城市人”团队，与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在6月签署了“城市人联合研究中心”的协议，为期5年，每年投入50万元去开发“城市人”理论与实践。同济大学也示意要组成以年青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为骨干的“城市人”研究队伍。

　　文化基因团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杨晓东所长领导下，开展了对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探索，在7月份更派了一位年轻研究员来加跟我共同研究。再者，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达成了初步共识，开展中华文化基因联合研究项目。

　　政策研究团队在中财大的王志鋒领导下，开发S-CAD方法运作手册和软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刚派了一位年青老师到我处，探讨把S-CAD方法融入学院的科研和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共管理研究所也尝试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北京市的政策评估上。

　　继去年11月到今不足一年，这是相当好的成绩。更难得的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自愿奉献，在今天功利社会中仍有这精神，令我感动，也足使大家骄傲。这些成果后面是很多人的努力，虽然在这里未曾一一列出，我心里清楚，要向您们致敬！

为使我们共同开垦的智慧果园可以成长、可以持续，我们要不断努力耕耘，更要不断互相鼓舞、交流心得，不断增添园丁。我有两个想法，我想由明年开始，3个团队每年一度聚合志同道合之士，一方面互相勉励、切磋心得；一方面对外宣传、发表成果；一方面吸纳新血、壮大队伍。按研究领域的性质，城市人团队可以办公开论坛，政策评估团队办心得交流会，文化基因团队办学术研讨会。大家也知道，这3个研究领域在我的思想中是贯通的——在理性上是通过现象与真相的结合，在道德上是通过自存与共存的平衡。我希望在未来的政策效应研究所年会上，每个团队可以拿出一个概念、案例或实践去演绎这套“三位一体”的思路，这会是一大乐事。

　　另外一个想法，5月时向大家发过一份问卷，我看了大家的回复，又思考了我们会员们的结构，得出一点启发。首先，愿意做贡献的人确实不少，这使人兴奋。怎样去发挥这些力量？当然，我们可以把众人安排到合适的研究领域和团队去，但我再细想，在民族发展的大业上，我们这点微小的力量应放在哪里？中华文明有很浓的历史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延续，为此，都有承先启后的使命。会员中有阅历丰富，事业有成的；也有年轻有为，力争上游的。如果前辈与新俊连上。一方是承先；一方是启后。薪火得以相传，国家人才素质也得以提升。这岂不也是一大乐事。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段日子在加主要是整理这两三年来有关“旧概念与新环境”的系列文章，预计明年3月由三联出版。据称《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和《家有四男》两书的销路也不错。有一趣事，我的儿子在加拿大多伦多行医，上月，一个病人问他《家有四男》的作者是不是他的父亲？因为他在书中图片看到他，这世界实在太巧了。

　　我会于10月6日到11月14日期间来华，主要在上海，但也会有时间在北京。我会定下一两个晚上，与朋友、同学们叙叙，志鋒会通知大家。

　　北京/上海见

　　梁鹤年